■知青下乡,他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儿子,思考如何为人民服务

  ■离乡上学,他立志若有机会从政,要做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工作

  ■再下基层,他看淡个人前程的不确定性,以为群众做事为乐事

  ■回乡探亲,他张口说的、问的,都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况

  ■梁家河的村里人说:咱们近平的理想,今天确实是实现了!

  

解衣推食

 

  “刚才,习近平在街上,碰见了讨吃老汉,说是他爸爸过去的卫士。他就把身上的钱、陕西省粮票、全国粮票,都掏光了,给了那个老汉,还把外套也脱下来给了人家”

  采访对象:雷榕生、雷平生,1969113日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插队。雷平生分在梁家河村,与习近平住同一孔窑洞。

  雷平生:有一次,我和近平一起到文安驿公社赶集。近平那个时候经常熬夜用煤油灯看书,所以他是计划到文安驿去买些煤油,再买些烟。那时候我们经济上比较窘迫,手里的钱很有限,只能买最便宜的“经济烟”卷烟,9分钱一包,9毛钱一条。不成想刚刚到公社院外,我们碰见几个老乡,他们对近平说:“集上有个讨吃老汉,说是你爸爸原来的卫士。他从绥德、米脂一路讨饭下来到文安驿,听说你在这儿,要来找你呢!”近平说:“那我去看一下。”当时我也没在意。结果,过了一会儿,文安驿集上就轰动了,有从集上过来的人说:“刚才,习近平在街上,碰见了讨吃老汉,说是他爸爸过去的卫士。他就把身上的钱、陕西省粮票、全国粮票,都掏光了,给了那个老汉,还把外套也脱下来给了人家!”

  当时我听到这个事情,心头感到很震动,这是他的行为第二次使我感动。在那个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粮票是很重要的。你要是有1斤陕西省粮票,买玉米面就9分钱,如果没有粮票,那就是另外的价钱,会贵很多。当时近平的经济也很拮据,钱和粮票并不多。我知道那时他家里也没有余力给他更多支持。那时已是阳历九十月份,陕北已经开始冷下来了,近平竟然把衣服也脱下来给了那乞食老汉。近平这样做,可以说是倾其所有、倾囊相助了。古人赞美慷慨助人、仗义疏财的人有“解衣推食”之说,即脱下自己的衣服让给别人穿,让出自己的食物给别人吃。而近平在自己身处困境的时候,仍能够做到对乞食老汉“解衣推食”,他的人格和胸怀令人感佩。

  近平从集上回来在公社外和我们会合的时候,我问他事情经过,近平说:“那个老汉说他是我爸爸过去的卫士,我看他很困难,从绥德上面一路乞讨下来,心中不忍,就把钱和粮票都给他了。”我说:“你都给人家了?”他说:“都给人家了。”我说:“这下,煤油和烟也买不成了。”

  回到梁家河,我跟近平又谈起这件事,我问:“你当时有没有问那个老汉是真的假的呀?”近平跟我说:“他能叫得出我妈妈的名字,能说得上我姐姐的名字,此外还有一些事情,他说的也都对得上。”听到近平介绍这些情况,我就多问一句:“近平,他不会骗你吧?”近平坦然一笑,说:“我现在是个普通农民,他骗我什么?他不会骗我的。”听到近平这么坦诚地说,我十分感动,肃然起敬。近平对这位贫穷老人的这种理解、这种信任,这种古人所言“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情怀,毫无保留倾囊相赠,真是常人所不及,也是难能可贵的。

  雷榕生:刚才平生讲到的这件事情,当时我就在场。我的理解是,不管这位老汉是不是习老的警卫员,只要他是当时一起闹革命的老红军,近平从内心深处就很尊重他。近平当时倾囊相赠,一方面是因为近平本人的感情和胸怀,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位老汉那么早参加革命,现在却落到沿街乞讨的境地,近平心里非常难受,也非常不忍。近平当时拿出所有的东西送给老汉,可以说完全是出于对父辈那一代革命者的尊敬。

  挑起重担

  近平说:“我到梁家河毕竟好几年了,老乡对我不错,我不能就这么走了,得帮助老百姓做点事儿。”当他下决心回梁家河挑重担前,曾长时间躺在土地上,望着蓝天,下决心像父兄一样好好在农村干一场,这辈子就当个农民吧

  雷平生:1973年后半年,近平在赵家河当社教干部,有一天他回到梁家河,吃饭的时候他问我对将来有什么打算。我说:“我还是想上大学。”当我问他的想法时,近平说:“我1974年不上大学了。”我感到很突然,问他说:“1974年招考工农兵学员,可是个难得的机会,你为什么不上了?”近平说:“我到梁家河毕竟好几年了,老乡对我不错,我不能就这么走了,得帮助老百姓做点事儿。”

  近平当时正在赵家河村参加“整队”工作,地区革委会要求全区各县农村要“三变五番,大干快上”,很多事情正做得热火朝天,近平也积累了不少农村工作经验。他当时考虑,离开赵家河以后,回到梁家河为村里做些实事,带领老百姓把粮食产量搞上去,为这片土地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从个人角度来说,上大学机会也是很难得的。特别是当时已经到了“文革”后期,周恩来总理通过做工作,促使大专院校招生政策有了一些变化,可以从基层招收大学生,我们这些知青就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当时的政治形势还是比较复杂的,未来招生政策很可能会有反复,1973年那年招生就因为张铁生的一封信,招生条件和方法就做了好大调整。如果哪天说不招生了,没走的人也许就走不成了。于是我劝近平说:“近平,你可要想好了,1974年这是个机会。万一将来有什么变化,不再允许招生,你可就上不了大学了。”近平说:“走不了我就在这儿待着吧,我本来就是个农民!”

  40多年以后的一个机会,近平和我谈起当时他的思想转变过程。他说,当年他思想上准备在陕北当一个农民,并非虚言。当他下决心回梁家河挑重担前,曾长时间躺在土地上,望着蓝天,下决心像父兄一样好好在农村干一场,这辈子就当个农民吧!

  雷榕生:近平当时想留在陕北当农民,除了平生所说的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迫切地想为这块贫穷落后的地方改变面貌尽一份力。因为19735月周总理陪外宾到延安,看到延安解放多年变化不大,老百姓生活还这么苦,周恩来总理很难受甚至流了泪。这件事对延安的广大干部群众影响很大。改变延安的面貌,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非常迫切的要求。近平当时受到的触动也很大,他觉得应该响应和落实周总理的号召,要对得起陕北的老百姓。

 

  下泪送别

 

  我和近平朝夕相处几年时间,流血流汗,再苦再累,遇到再大的困难,我没见他下过泪。这次,是我见过的他唯一一次下泪

  那一夜,我们都没有合眼,就拉话、聊家常,近平嘱咐我们村里的工作以后要怎么干,怎么安排。各个方面他都讲得很细致,好像哪里都有他放不下心的地方

  采访对象:梁玉明(小名:王栓),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民。1968年至1974年,担任梁家河村支书。

  梁玉明:1975年,县上分了一个清华大学的名额,我们延川县委会议推荐近平去上学深造。近平走的那一天,没有任何人组织,我们村上的男女老少一大早都到近平的窑洞门口,准备送他。

  近平还没有起床的时候,门口就已经站满了人。近平起床后,一推开窑洞门,看到大家都来送他,先是吃了一惊,接下来就非常感动。他说:“我没想到大家这么早都来送我!”村里人说:“近平,你是咱梁家河的好后生,你上北京那么远,我们肯定要送你呀!”说着说着,有几个婆姨掉下了眼泪。忽然,人群中有个人喊了一声:“哎呀!你咋来了?”原来,我们村上有一个叫石玉兵的残疾人,双腿行动不便,平时不怎么出门,他拄着双拐,一步一步地挪过来要送近平。近平赶忙走过去拉住他的手,当时就下泪(陕北方言,流泪)了。我和近平朝夕相处几年时间,流血流汗,再苦再累,遇到再大的困难,我没见他下过泪。这次,是我见过的他唯一一次下泪。

  村里人把近平送出很远,他一再让大家回去,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和近平道别。我们都记得,近平给村里人说:“大家都回去吧,我会回来看你们的。”

  最后,我和十多个社员一边走,一边拉话,一直把他送到县城。当时,我们村上有个人叫吕能胜,他在县城工作,我们十几个人就在他的住处待了一整夜。那一夜,我们都没有合眼,就拉话、聊家常,近平嘱咐我们村里的工作以后要怎么干,怎么安排。他跟我们说,要大搞农田基建,以后平地多了,收入大,山洪问题、口粮问题能解决,温饱问题能解决……各个方面他都讲得很细致,好像哪里都有他放不下心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大家都说留个纪念吧,就你3毛、我5毛地凑了55毛钱,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相。

  我还是舍不得近平走,又一路陪着他,把他从延川送到了延安。谁也不会想到,当年送出去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现在是咱们党的总书记。

  近平在厦门工作的时候,我带我们乡的书记杨世忠到厦门去找过他一次,老朋友见面特别亲切,一点儿都不生分。但是我那次找他,不是为了叙旧,而是因为我们村子里一直没有通电,想让他帮忙联系一下,看能不能给解决了。近平表示,离的这么远,可能不好解决。我说:“不好解决,我们就不难为你了,以后再说吧。”近平说:“你们先回去吧,我再想想办法。”

  当时我以为这个事情就办不成了,但是没想到,近平后来立即和我们县当时的书记联系上了,给他写了信,向他反映了这个情况,希望他能重视解决。后来,县委书记给我们批了20万元,不仅我们梁家河通了电,一条沟的5个村都通了电。

  近平在福建省委工作的时候,我又去找了他一回。那次是村里办学校的事。我说我们想办学校,没钱。后来,近平多方协调,联系了一个慈善机构,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出资给我们村里办了一所学校,有9个教室,容纳100多位学生。

  我到福建去的那一次,跟近平闲谈,我就向他请教,当时咱们国家有个职位很高的干部被判刑了,是怎么回事?近平说:“是因为贪污腐败。”我说:“近平,你可千万不敢(陕北方言,不能)有这种想法。”近平笑了笑说:“你放心吧,我可不是那号人,我肯定不是那号人!”

 

  再下基层

 

  “这次下去,干得好,将来成就一番大事业,干得不好,就在下面给老百姓做些实事,也没什么”

  采访对象:陶海粟,1969年从北京清华附中到陕西省延川县段家圪塔大队插队,1971年被招聘为干部,曾先后任团县委书记和公社书记。

  陶海粟:1982年初,我快从北大毕业的时候。一天,习近平打电话把我叫到他家里。他跟我说,他决定要下基层、回农村去工作。他还说,他向耿飚谈自己的打算时,耿飚曾经挽留他说,下基层锻炼是好事,也可以到野战军去嘛。但他还是坚持要到地方上去。习近平跟我说,他之所以要下到农村地区去做基层工作,主要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国家已经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在地方上会比在军队里接触的事物更全面,更接近民生民情,对自己的全面锻炼更有利。二是他自己在陕北干了7年,知识和工作经验最丰富的积累,还是从农村来的,而且农村目前正处在改革的前沿,还是到农村去才更能发挥他的优势。

  说了这些想法之后,他还说了几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这次下去,干得好,将来成就一番大事业,干得不好,就在下面给老百姓做些实事,也没什么。”听他说这番话,我很感动,但一点儿也不觉得意外。选择从政道路的人谁都明白,虽然都希望在这条路上能不断进步,逐渐承担更多的责任,开创更大的事业,但能否如愿不光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还有各种外在的环境因素和机遇因素制约,这是一条充满不确定性的路。当时由于十年动乱对干部队伍和大学教育的摧残,干部队伍青黄不接,有一批高干子弟通过特殊途径得到快速提拔,被称为火箭式的干部,比起下基层,这似乎是一条不确定性较小、快速占据制高点的路。但习近平不愿意走捷径,他觉得自己虽然做过大队支部书记,但积累的到底是最基层的工作经验,历练和视野还不够全面,从县一级起步会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虽然这样做,前面的路不确定性很大,但这里又一次显示了习近平在人生道路抉择和自我设计上的不同常人之处,因为不管从政道路的前景如何,在基层为群众做实事的权利总是不会被剥夺的。只要有这一条垫底,而且为群众做事又是自己的乐事,那么个人前程的不确定性也就算不了什么了。

  习近平去正定后不久,我也从北大毕业了,被分配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工作。几个月后,我记得是夏秋之际,习近平有一次从正定回北京办事,又把我叫到他家里去,和我聊他在正定工作的情况。当时我看他情绪很好,谈起正定的各种事情带着一种兴奋的语调。虽然去的时间还不算长,但他已经对推进正定的经济文化建设形成了很多设想,其中之一是在正定建一座荣国府,那次回京就和推动这个事情有关。

  1992年我去福州看习近平时,他和我说起过他在正定任职时的一件事。那是在他担任正定县委书记之后,有一次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邀请了三个县委书记去他那里座谈,这三个书记都是从北京下到农村工作的年轻干部。会上三个人分别汇报了所在县经济改革的情况和各自对农村工作的看法。会后当天晚上,有熟人就打电话告诉习近平,老杜听了三个县委书记的汇报后说:“还是小习讲得最实在。”我听了这个事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因为在陕北农村共事时我就知道,习近平做事总是沉稳务实的,他不喜欢“三把火”“三板斧”式的工作方法,而是讲究吃透实际情况,循序渐进。

  我的一个朋友当时是山西原平县委书记,在20世纪80年代时曾到正定搞过调研。他最近告诉我,他当年到正定调研时接触到的干部群众,普遍对习近平给以很高的评价,有的年纪大的农民说,近平是我们农民的儿子;年轻人则说,近平待我们就像兄弟一样。他跟习近平在正定谈了很多,他说习近平当时曾跟他说:“我们读了很多书,但书里有很多水分,只有和群众结合,才能把水分蒸发掉,得到真正的知识。”他至今对这几句话印象深刻。

 

  回乡探亲

 

  近平一直和梁家河保持联系,多数时候是给我们写信,也回来过几次。他每次都要问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况,他最关心的就是人民的生活

  采访对象:石春阳(小名:随娃),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民。197510月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后,石春阳接任村党支部书记。

  王宪平(小名:黑子),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民。曾是返乡知青,与村里人一起去文安驿公社把习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

  石春阳:近平一直和梁家河保持联系,多数时候是给我们写信,也回来过几次。他每次都要问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况,他最关心的就是人民的生活。有几封他写来的信,我们放在村史馆了,好让大伙儿都看到他对我们的关心。

  1993年,近平在福建工作,他抽时间回到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村里人欢天喜地迎接他,都叫他到自己家里去吃饭,他怕给乡亲添麻烦,就在我们村上食堂吃的。近平还给我们村里带了茶叶和报时钟,家家户户都有份。当时大家都没有手表,近平给我们买的报时钟,既能看时间,又能报时,非常实用。

  2009年,近平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了。他到延安来调研考察,请了几位当年梁家河的乡亲到延安见面,其中就有我。我刚一下车,近平就看到了,他直接叫我的小名:“随娃,你来了!”他亲切地和我握手,并给他身边的同志介绍我。

  开座谈会的时候,我准备了稿子,打算照稿子念。轮到我发言,刚念了个开头:“尊敬的习近平副主席……”近平马上就打断了我的话,说:“随娃,你咋也这么称呼我呢?”我一看,给近平念一遍稿子,走这形式,确实没啥意思,就把稿子撂下了。

  接下来,近平详细询问了梁家河的发展情况。我说:“电、自来水都有了。现在公路也已经修好了,能通车了。”近平问:“公路是从梁家河一直通到文安驿吗?”我说:“是的。”他问:“路多宽?”我说:“三米五。”他问:“是水泥路还是沥青路?”我说:“现在是用水泥修的,砖石护边,等将来条件好了,再修沥青路。”

  别的地方干部发言时,近平也都问得很细致,对群众生活和基础设施建设尤其重视。原定半个小时的会,开了差不多3个小时,本来是11点散会,11点半吃饭,结果会开到了1点半,饭还没吃呢。

  王宪平:近平2015213日回来,距离他1993年回来,已经有20多年时间了。那天,县里没有事先通知我们近平要回来,只是说:“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一个扶贫工作会议,有一个主管扶贫工作的中央领导,要来梁家河看一看。”

  说来也怪,正因为没提到这位领导的名字,村里人反而都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感觉这次可能是近平回来了,所以大家就都涌到村委会的大院子里,等待这位“领导”的到来。

  车刚到村口就停了,车门一开,第一个下来的就是近平,随后下车的就是彭丽媛老师。村民一看,“轰”的一下就沸腾了,就有人喊:“真是近平回来了!彭老师也来了!”

  那时候村里人一下子就从院子涌到门口去,把近平给围起来了,有跟他握手的,有挽着他胳膊的,有跟他打招呼的,当时那个场面非常热烈。

  那天,近平跟村里的老朋友、老熟人,全都见了面,还跟村里人合影,到各家各户去看,还去视察了果园、农田。他这次回来,能叫出来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不光是我们经常联系的人,就是那些40多年没联系的人,他一见面就能认出是谁,大名、小名也都能叫出来,而且梁家河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沟叫什么名,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吃中午饭的时候,近平、彭丽媛、石春阳、吕侯生、张卫庞、梁玉明,还有我,坐在一桌。大家都坐下以后,近平给彭丽媛老师介绍了我们5个人。彭丽媛老师也跟我们一一问好。

  梁玉明提议说:“近平,今天你回家来了,喝两杯酒吧!”

  近平犹豫了一下,说:“那好,听你们的!快过年了,我来看望乡亲们,得给大家敬两杯酒。”于是,我们打开了一瓶酒,每人倒了一点,互相敬酒祝福。

  那天的饭菜很简单,都是当地农村的“土菜”。近平给彭丽媛老师详细介绍桌上每道菜和汤的名称,用什么原材料做的,怎么做的,有什么口味和特色。

  我说:“这些菜,现在看来很普通了,平时我们就经常吃。但是在近平当知青插队的时候,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而且那时候油水少,清汤寡水的,味道比现在可差远了。”

  近平问石春阳:“随娃,村里现在有多少人?今天都在吗?”

  石春阳说:“有410人,快过年了,大家都在家。”

  近平又问:“村里养殖的情况怎么样?还种地吗?现在吃水的情况怎么样?水质如何?”

  石春阳说:“养殖搞得不错,养猪的、养鸡的都有,但是养牛羊的现在没有了。山上都不种地了,就河条地(陕北方言,指河边的地)和坝地种一些玉米。现在吃水没问题,你那时候打的那几口井还在用,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可方便了。我们找卫生部门检测过水质,水很好,各项指标都合格。”

  近平又问:“现在村里老人们的生活怎么样?大米、肉类,能经常吃上吗?

  大家说:“老人们生活都挺好的,伙食也没问题,吃的都挺好。”

  席间,近平问张卫庞:“你去过北京吗?

  张卫庞说:“我去过,去年就去了一次北京。”

  彭丽媛老师问:“你们都去过厦门、福州吗?

  梁玉明、石春阳和吕侯生都说“去过”。

  梁玉明还对彭丽媛老师说:“有一次,我带儿子去厦门,到你家里,还是你亲自给我们做的饭。”

  彭丽媛老师说:“噢,时间太久了,我想不起来了。黑子,你没有来过吧?

  我有点不好意思,说:“我没有去过。”

  近平说:“以后你们都可以到外面走走、转转,看看外面的发展,开阔眼界。虽然工作岗位不同了,离得也远,但咱们也要经常联系,你们以后可以经常给我写信。”

  午餐快结束的时候,我给近平敬酒说:“近平,请你放心,全村的乡亲一定尽快发展产业,让大家伙儿都富裕起来。”

  近平对大家说:“黑子说得很好,希望全村都过上好日子。大家都富裕起来了,我就放心了。”

 

  理想实现

 

  他2015年回梁家河来,跟全村人说过一句话:“那个时候,我就说,今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我要从政,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工作。”那一刻,我相信村里人也同我一样的感动:咱们近平的理想,今天确实是实现了

  王宪平:近平年轻时拼搏奋斗的经历,特别是知青生活对他性格的磨练,对他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形成,肯定是有重要联系的。

  近平离开中学走上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在梁家河,虽然艰难困苦,但这段经历磨练了他的意志,让他在走上社会之初就与最底层的中国农民同甘苦共患难,荣辱与共,由此培养了他一生都割舍不断的深厚感情——从心底里热爱人民,把老百姓搁在心里——这可是哪一所高等学府、哪一座象牙塔里都学不到的真东西。

  无论一个人身处什么样的逆境当中,只要能积极地面对生活,无私地为他人奉献,抱有远大的理想,那么无论将来成为工人、农民、学者、医生、教师,还是国家干部,都能为人民服务,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直至成为栋梁之才。

  近平这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志存高远。但他的远大理想,恰恰不是当多大的官,不是走到多高的位置,而是看似平凡的“为老百姓办实事”。他2015年回梁家河来,跟全村人说过一句话:“那个时候,我就说,今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我要从政,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工作。”当时我听到这句话,再回想当年他的所作所为,心里非常感动,眼泪差一点就掉下来。那一刻,我相信村里人也同我一样的感动:咱们近平的理想,今天确实是实现了。

  回顾近平和梁家河的这些往事,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一点,就是近平没有变,梁家河人也没有变。表面上来看,近平从一个无依无靠的普通知青,成为了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梁家河从一个贫穷闭塞的小山村,变成了全国闻名的地方。但是本质上,还是和40多年前一样:近平还是那个为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打拼的“好后生”,梁家河人也还是成群结队送近平去上大学的那些淳朴老百姓。

  近平说:“我走的时候,我的人走了,但是我把我的心留在这里。”其实我所理解的“这里”并不是单指我们梁家河,而是指我们中国每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每一个平凡的老百姓。

  我很高兴能通过你们的采访来回忆40多年前的往事。我本人就是一个纯粹的老百姓,我从参加工作到退休,一直都是一名普通职工,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

  我与近平相识,正是在“文革”那个动荡年代,对近平的思想和价值观起作用的,并不是标语、口号和高音喇叭的灌输,而是知青岁月那日复一日艰苦的生活和劳动,是同我们农民兄弟朝夕相处的那2400多个日日夜夜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近平曾经说过:“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个有大学问的地方。人生处处留意,皆有学问。”确实是这样,同样是这条山沟沟,我们村里人从这条沟接他来到梁家河,又把他从这条沟送出去。在梁家河这个山沟沟里,近平度过了人生最艰苦的7年。

  本版图文均摘自《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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